朱维群:美国早晚会明白达赖“东突”是其负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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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维群
新中国建立以来，西方对西藏、新疆的干涉从未停止过，即使中国改革开放后西方对华关系总体向积极方向发展，这种干涉也仍未放弃，在特定条件下还会突然强化，造成双方关系在一定时期内停滞、倒退。这固然给中国制造了麻烦，但给西方自己带来的损害也不小。那么为什么西方至今不肯或不能放弃这种损人又不利己的行为呢？
帝国主义政治的延续
“西藏独立”和“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国”这两个分裂中国的概念，都不是中国本土产生的，而是伴随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从外国输入的。
1888年、1904年英国以被其殖民统治的印度为基地，两次发起侵略中国西藏的战争。在1913-1914年“西姆拉会议”上，英国非法制造“麦克马洪线”，胁迫、利诱西藏少数上层承认英国对西藏9万平方公里土地的占领。在这个过程中，英国把中国对西藏只拥有“宗主权”、“西藏有独立的权利”等虚假概念输入了西藏少数上层头脑。对于新疆，英国在同沙俄的争夺中，一直梦想将天山南麓广大地域划入自己势力范围，蚕食中国领土，无理干涉中国内政，非法取得驻军权。
早在十九世纪阿古柏入侵新疆时期，英国就给予大量经费和枪械支持，并与阿古柏签定瓜分新疆领土的条约，英国同时获得在喀什设立领事、通商、驻使等特权。1933年在英国驻喀什领事参与下，分裂势力第一次在新疆打出“东土耳其斯坦伊斯兰共和国”的旗号并建立政权，鼓吹“一切操突厥语的民族和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联合起来组成一个国家”，英国又给予大量经费、枪械和兵力支持。原本产生于中亚的“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及其结合体“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国”思潮，由此在新疆扩散并祸害各族人民。
新中国成立后，“西藏问题”、“新疆问题”又成为西方牵制乃至分裂中国的重要抓手。美国先是怂恿西藏上层拒绝谈判，并向西藏转输武器弹药，设置军事电台，企图武力阻挠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藏；继而从1954年起由中央情报局在美国本土大批训练“藏独”武装特务并派遣回藏区策动叛乱，对中国发动“秘密战争”。1959年达赖集团全面武装叛乱失败后，中情局引导达赖残余力量流亡印度，公开打出“西藏独立”旗号，并支持其对西藏进行长期武装袭扰。从那时到现在，美国一直是达赖集团最大政治后台和金主，而达赖集团则一直充当美国搞乱西藏的打手和在中国版图上制造裂纹的楔子。
二战结束后，美国开始将目光瞄向新疆，设置领事馆，从事间谍活动，拉拢支持有反共倾向的新疆上层人物。新疆即将解放之际，美国领事馆召集各路反共势力制定“独立建国”行动预案，支持乌斯满匪帮与人民解放军作战。“9·11事件”后，美国以反恐为名进入中亚地区，对新疆分裂势力的支持也由幕后转到前台。由美国霍普金斯大学一批学者2003年完成的“新疆工程”课题，否定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对中国政府造福新疆各族人民的各项政策横加攻击，挑拨新疆民族关系，甚至为分裂主义和暴力恐怖活动张目。美国虽然也看到“东突”组织与“基地”组织、塔利班组织之间的紧密联系及对美国自身安全构成的威胁，但同时又把“东突”视为干涉中国内政并向中国政府持续施压的可利用力量，对“东突”反对中国政府、破坏新疆稳定的行为大开方便之门，将中国政府反恐维稳措施统统指为“压制维吾尔人的政治权利”、“压制宗教自由”等等。
在西方支持下，2004年多个“东突”组织在德国慕尼黑合并成立“世界维吾尔大会”，“世维会”各分支机构及传媒中心主要分布于西方国家。2006年美国又在热比娅“保外就医”后安排其定居美国，充当“世维会”主席，主掌“东突”势力全面整合。美国国会、中情局支持的“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以常年拨款和单项捐款等方式持续不断给“东突”以金钱支持。至今对“二战”不肯认错的日本也忽然“人权”起来，不仅允许达赖多次在日本过境、活动，还由一些人出面安排他到议员会馆发表反对中国、美化日本军国主义的演说，成立什么“日本支持西藏议员联盟”。2012年日本支持“世维会”在东京召开第四届大会，安排热比娅一伙参拜靖国神社，日本右翼狂妄叫喊“日本也为了维吾尔而战斗”。
笔者以上粗略的回顾不是为了算历史旧账，而是表明一个基本事实：从来就不是中国插手西方内部事务、加害西方，而是西方国家插手中国内部事务、加害中国。奇怪的是，加害者可以如此振振有词，如此毫无羞耻感。这只能解释为，在一些人看来，这种加害是某些国家一种政治传统，是由于基督教信仰而获得的神授特权，根本没有必要顾及受害方的利益和感受。历史与现实的不同之处仅仅在于，西方在历史上更多是直截了当使用武力，而现在则首先依靠其在国际上的话语霸权，将他们的私利装扮成“普世价值”。
仿佛只要一打出“人权”旗号，所有“真理”就都象土豆一般乖乖滚入其囊中，连对他们所不喜欢国家进行大规模空中轰炸、无人机定点清除都是“人权事业”所需要的。2008年美国一位司法界人士在《西藏和平之战》一文中把“民主”的目标讲得很直白：“一旦中国实现民主化，包括西藏独立在内的任何选择都将成为可能”。只要这种帝国主义霸权心态没有消除，西方与中国就很难从根本上建立互信关系，中国保卫自己尊严、主权的防范意识和必要的斗争就一刻也不能松懈。
“实用主义”的利益考量
基于“实用主义”的利益考量和基于意识形态的政治划线，共同构成了美国外交的基本面。这同样体现于美国对“西藏问题”、“新疆问题”的决策。
70年代，美国需要集中力量对苏联搞冷战，需要从越战泥潭中脱身，对此中国的态度至关重要，而达赖集团不仅用处不大，相反还严重影响中美关系的改善。此时利益考量占了上风。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后，美国大幅减少对达赖集团的经济和军事支持，继1965年中情局停止对盘据在尼泊尔王国木斯塘地区的达赖集团主要军事力量的空投后，1974年更听任尼泊尔政府军对这股力量予以歼灭。达赖集团一度在国际上形同弃儿，茕茕孑立，形影相吊，不得不把“西藏独立”的旗号改换为“中间道路”，走上“大藏区高度自治”的“曲线藏独”道路。达赖对美国行事方式心知肚明，他在其《自传》中多次埋怨“美国政府卷入西藏事务并不是为帮助西藏，而仅仅是冷战时期对付苏联的战术需要”。
1989年3月5日拉萨发生大规模骚乱事件，接着北京发生“六四”事件，此后国际上相继发生苏东剧变，此时美国强烈感觉，对于搞乱、遏制社会主义中国来说，达赖还是大有利用价值的。于是1989年10月，作为惩罚中国的一项措施，诺贝尔和平奖的桂冠及时落到达赖头顶上，1991年美国总统第一次接见达赖，由此开西方国家首脑人物会见达赖的恶劣先例。“达赖股”在西方突然大幅升值，西方社会一般民众知道人世间有个达赖的存在，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受此鼓舞，达赖宣称“三年内一定要把西藏搞成独立国家”，“不和一个即将垮台的中国政权谈判”。令美国和达赖遗憾的是，这一希望的破灭和它的到来一样快。
2008年西方看准中国成功举办北京奥运会的急切心情，认为又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来了。先是2007年美国把只有为美国作出过巨大贡献的人才能获得“国会金奖”高调授予达赖；继而2008年达赖集团一手制造了拉萨“3·14”打砸抢烧暴力事件；然后是西方一些国家相继发生暴力拦截奥运火炬传递事件；与此同时，西方领导人以集体抵制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威胁、羞辱中国，压中国政府对达赖集团作出政治上的让步。只是由于西藏局面迅速恢复正常，全中国人民和全球华侨华人群起发声支持中国政府，强烈反对达赖集团和CNN等西方媒体辱华事件，西方才没敢把事情做绝。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持续快速的发展使西方陷入一种矛盾状态：一方面谁都希望搭上中国这趟快车，尽可能从中国的发展中获取利益，特别是从经济、金融危机的泥潭中拔出腿来；另一方面，又由于害怕中国打破西方主导制定的国际游戏规则和利益格局而恐惧和焦虑，竭力利用一切机会遏制中国，并始终存有利用中国多民族的国情使中国像苏联、南斯拉夫那样走向分裂的“愿景”。所以人们看到某些规律性现象：当中国平稳发展时，西方领导人登门示好唯恐落后，而西藏、新疆一旦发生一点儿事，这些人立即翻脸不认人，恶言相加，同样唯恐落后，当然这并不妨碍西藏、新疆恢复常态时，他们的愤怒马上又转回到温和，态度转换之快速，往往达到匪夷所思程度。
某些国家新领导人上台时，一定要不顾中国的强烈反对会见达赖，然后又私下向中国保证不会再有这样的会见发生，争取两国关系“转圜”，此后便是率领一个庞大的商贸代表团访华，获取商业利益，下一届领导人上台周而复始。当某些国家违背国际关系准则的行为遭到中国反击时，其政府、议会、法院以“三权”分立、互不管辖为由互相踢皮球；几个国家领导人在一个时期内先后会见达赖，形成多层次的压力分担“共犯机制”。
对付“实用主义”，完全靠说理是不行的。只有当“实用主义”者感到他的一套不再“实用”，才有改变的可能。也就是说，只有当西方感到“西藏问题”、“新疆问题”已经不再具有特殊利用价值，其无理干涉才会消减 ，而要达到这一点无疑还需要假以时日。
“双重标准”和“选择性失忆”
美国把世界上的国家分为“民主国家”和“专制国家”，表面以是否实行多党竞争式的“民主选举”为标准，实际上就是看听不听美国的话，符合不符合美国的利益。
由于社会矛盾的积累和经济危机的压力，近年来美国及其盟国或亲美国家多次发生大规模民众抗议活动，当局不同程度采取了弹压措施，对此美国从不加以指责，包括对过度镇压行为不置一词。但是，2008年拉萨“3·14”事件中，由达赖集团一手煽动组织的暴力犯罪分子半天打死、烧死无辜汉藏群众18人，重伤数千人，西方却一边倒地把暴力犯罪分子描绘成“为藏民族权利而进行和平示威的民众”，指责中国政府“暴力镇压和平示威人群”。笔者那时访问欧洲多国，没有一位政要、一家媒体对18名死难者表示过半句同情，仿佛这些受害者本来就是该死的。同样，在2009年乌鲁木齐“7·5”事件中，暴力犯罪分子一天之内残忍杀害无辜群众197人，西方同样把同情心放在暴力犯罪分子一边，相反指责中国政府恢复正常社会秩序的措施是“镇压”行为，要求中国“克制”。直到现在，几乎每次藏区发生“自焚”事件、新疆发生暴力恐怖事件，西方都把犯罪分子说成“政治异见分子”、“民主人权斗士”、“试图逃离压迫的难民”，相反却无理指责中国政府，要求确保犯罪分子“享有根据中国的国际人权责任范围应当享有的相关保障和自由”。
“双重标准”最近一个例子，是2013年底美国置中国遣返恐怖嫌犯的要求于不顾，将在关塔那摩基地关押的最后3名中国维吾尔族囚犯移交给斯洛伐克，理由是这些人如果被遣返中国可能遭受拷问。此前，2006年美国曾将3名同样情况的囚犯移交给阿尔巴尼亚，此后几年中又有16人被陆续送往其他国家。如果说这些人不构成恐怖活动分子，美国政府又恰恰宣布不允许他们进入美国国境。显然，在美国看来，恐怖分子如果是针对美国的，就必须严惩不贷，而且要求各国必须配合美国“反恐”；如果是针对中国的，就要像宝贝一样保护起来。
为了贯彻“双重标准”，一向以客观、公正、中立相标榜的西方媒体对反映达赖集团本质的种种劣行长期采取“选择性失忆”方针。闭口不谈旧西藏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及达赖本人就是一个占有27座庄园、30个牧场、6000多农奴的大农奴主；闭口不谈达赖集团1959年发动血腥的武装叛乱、长期煽动策划暴力恐怖事件；闭口不谈达赖企图将中国9万平方公里领土出卖给印度；闭口不谈达赖与日本“奥姆真理教”麻原彰晃一伙用沙林毒气杀人的罪犯长期相互勾结、吹捧、利用的亲密关系；闭口不谈达赖在国外藏胞中实行宗教专制，对杰千修旦传统信仰者赶尽杀绝的行径；闭口不谈达赖赤裸裸鼓励“自焚”的大量煽动性言论……这一切被隐去之后，西方媒体成功打造出一个笑眯眯的、全身心沉浸于宗教的、远离政治的、严格遵守非暴力原则的、超凡脱俗的“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人见人爱的“老顽童”。这种长期系统的“洗脑”极大误导了西方公众，使他们不能了解真实的达赖，当然也就不能正确了解中国政府对达赖集团斗争的正义性和必要性。
但是，“双重标准”并不总是只给美国带来利益。由美国支持创建的“基地”组织后来给美国带来一个“9·11”，在“阿拉伯之春”中对一些国家反政府武装中的极端势力网开一面，予以保护和利用，但这些力量壮大起来以后，已经并将继续给美国的安全造成新的伤害。同样，美国早晚会明白，“双重标准”保护下的达赖集团、“东突”势力终将是其国家利益的负资产。
对中国历史和现实的无知
西方在涉藏涉疆问题上很多错误看法，与其对中国的历史传统和现实状况缺乏了解有关。本来，对一个遥远国度缺乏了解是难免的事，但是如果还要以此为自己构建 “道德高地”，对别国内部事务横加指责与干涉，就会人为给双边关系制造长期的麻烦。
欧洲历史上长期处于封建小邦割据状态，通常由这些小邦组织成联邦，但各个邦国仍然拥有独立主权，而无统一的中央集权政府。这种状况给近现代欧洲国家结构以深刻的影响。十九世纪以来欧洲适应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需要，“政治的和民族的单位应当一致”理念上升，加紧走向“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第一次世界大战导致多民族的奥匈帝国崩溃；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民族大移民使“民族国家”概念进一步固化，与此同时一批殖民地国家独立成为新的“民族国家”；冷战后又有多民族的苏联、南斯拉夫解体。
通过“民族自决权”实行“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似乎成为西方认识世界各国国家构建问题的“通用标尺”。这一“标尺”固然推动一些国家在特定条件下得以实现与历史问题的切割，但是也造成了印巴分治、波黑战争期间发生的暴力和悲剧。当今世界多数国家都存在多个民族成分，如果按“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彻底搞下去，包括西方在内的许多国家将无休止地面临新的分离运动的困扰，事实上，这种困扰已经在给欧洲带来新的不安定。
而用这把“标尺”来衡量中国是根本行不通的。自秦汉开始中国就成功实现了中央对全国的有效集权管理；几千年来中华各民族共同缔造了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中华各民族长期相互交往、交流、交融，形成从经济、政治、文化到血缘关系上全方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休戚与共、相互依存关系；中华各民族近代以来在捍卫祖国统一、抵抗西方殖民侵略中，凝聚力和向心力空前增强，形成了“中华民族”的认同自觉。国家统一就能强盛，国家分裂就遭欺凌，成为中国人从自己历史中得出的最重要教训。这样的政治、文化传统和人民的现实利益，使得包括藏族、维吾尔族在内的中国人视国家统一如生命，绝对不能容忍任何人以任何名义从事任何分裂中国的活动，绝对不允许在中国内部搞什么“民族自决”、“民族分离权”。
二、三百年来西方在世界上的强势地位，使得许多西方人染上了盲目的民族自大症，把自己的政治发展途径、理念视为世界上唯一模式，不了解也不想了解发展中国家的历史特殊性和人民的感受，想当然地把中国对西藏、新疆的主权地位同他们所熟知的本国对发展中国家历史上的殖民统治等同起来。多次有西方政要和媒体记者气宇轩昂地对笔者发问：“为什么‘西藏独立’是中国政府不可接受的，是因为西藏在经济上、战略上非常重要吗”，“中国能不能抛开主权、领土完整问题而承认西藏、新疆的自治”，“中国为什么不能允许欧盟派独立的外交官小组去西藏调查真实情况”……一些西方学者把他们所不能理解的中国定性为“伪装成现代统一国家的帝国”，根据欧洲的“经验”，不断预测中国民族问题马上就将面临“深刻的总体危机”。笔者一方面对西方“精英”中有这么多人对中国的政治传统、西藏与新疆的真实情况和中国政府的政策缺少基本的了解感到惊讶，一方面又为他们面对迅速发展的中国而仍然抱着阿Q式的“先前阔”心态感到悲哀。
西方与中国在国家的民族构建理念上的分歧，给中西方关系造成一个潜在的爆点，这就是一方面现在所有西方国家均承认“西藏、新疆属于中国”，没有一国与达赖集团、“东突”势力建立外交关系；另一方面，这种情况并不妨碍西方势力认可达赖集团及“东突”势力拥有要求“西藏独立”、“新疆独立”的权利，并从各方面予以支持。如果中国大局一旦有变，西方国家马上就可以背弃国际法准则和自己的承诺，对“西藏独立”、“新疆独立”予以外交承认，如同他们在肢解南斯拉夫时所做的那样。所以中国必须清醒看到，目前西方对中国于西藏、新疆主权的承认，不过是中国自身实力在国际关系这面镜子中的反射，虽然也束缚了一些国家支持达赖集团、“东突”势力的手脚，但对中国实质性加分作用有限。中国的统一和领土完整，不能建立在西方的“承认政治”基础之上，最终只能建立在自己的历史政治传统和日益增长的实力基础之上。
同时要指出，在今天国际关系中，“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主要是西方用来分裂他们所不喜欢的“专制国家”的，如果其本国有不晓事者试图借这把“标尺”也分出一块土地去，一定会被以各种体面的理由打压乃至剿灭，绝不会允许其成为事实。这样的闹剧人们已经看得足够多，而且现在还在上演。
远离真实的“香格里拉”神话 由于西藏高寒闭封的地理环境和不同历史时期政治上的原因，西方社会迄今对西藏缺少客观全面的了解。西方社会对西藏有限的模糊印象，首先来自早期欧洲形形色色的传教士、探险家、勘探者等等。由于西方进入工业社会后矛盾丛生，其固有精神支柱已经难以满足人们精神、信仰上的需要，一些较早与西藏有过不同程度接触或者根本没有接触的人们在对西藏山川的壮美和富有特色的文化表示赞美的同时，出于各种不同的目的，把西藏想像成一片未受现代文明污染、没有战争、没有饥饿和犯罪、富有神秘主义的古老智慧而与世隔绝的国度。
1933年出版的詹姆士·希尔顿《消失的地平线》虚构出一群偶然来到“香格里拉”这个佛教社会的白种人故事，“这里每个人的生活都被瑞祥与幸福所灌满”的描述促使更多西方人把藏区想象成为一个世外桃源，使“香格里拉”成为经济危机中西方人“心灵的止痛药”。甚至纳粹德国也试图从这里找到可以统治世界的“神秘力量”，一个叫海因里希·哈勒的纳粹分子受命前往西藏与上层建立联系，此人从1946年起给十四世达赖充当政治顾问和英文教师，直到1951年才逃离西藏。在其《西藏七年》一书和相关采访中，把封建农奴制统治下的西藏描述为“地球上的最后一片净土”、“我们西方人在现实生活中遗失的东西在这个世界屋脊的城市里都可以找到”。1997年好莱坞把这本书改编为电影，不仅掩盖了作者的纳粹身份，而且捏造情节否认西藏历史上就是中国一部分，把和平解放歪曲为“中国入侵西藏”，蓄意误导西方公众。
1959年达赖集团武装叛乱失败后，一批藏人流亡国外，特别是1989年后戴有诺贝尔和平奖桂冠的达赖本人频繁出现于西方公众面前，许多人以为这回终于见到真实的“西藏”。尽管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西藏向西方人敞开了大门，但西方对西藏的科学而不带偏见的研究仍然极为罕见，相反，好莱坞式的公关宣传使更多人沦为香格里拉神话和达赖政治谎言的囚徒。
长期流亡生活的磨炼使此时的达赖对西方政治游戏规则和媒体运用技巧烂熟于胸，加上西方各种势力的刻意编造和炒作，使得本来就对中国历史和国情缺乏认识的公众普遍形成一种印象：西藏是一个神秘的、宗教的、和平的国度，达赖是一个具有高尚人格、慈悲心怀的半人半神式宗教首领，是万恶的中国人占领了西藏，赶走了达赖，破坏了西藏的美好、幸福、宁静。
这种认识同西方传统上的优越感结合，使西方社会不仅在政治上几乎一面倒倾向于达赖，而且在所有涉藏问题上变得情绪化，包括反对西藏的任何发展，所有道路、矿业、水利、城市建设及民生改善，都被视为中国人对西藏传统文化和生态环境的蓄意破坏，只要达赖没有回到西藏恢复其旧有权力，中国政府在西藏所做的一切都是邪恶的。近年来，笔者多次遇到西方记者当面指责中国政府帮助西藏农牧民改善居住条件是蓄意限制藏人游牧自由，破坏他们的游牧传统文化。笔者的回答是：且不说这种指责完全没有事实根据，众所周知，人类的发展从游牧到农业定居，再到现代城市，这是一种进步。如果一些人自己享受着现代城市、现代文化的生活，却要求我们的藏胞过那种没有自来水、没有电、缺少学校和医院的游牧生活，是完全违反人权的。你们自己可以先退回到游牧生活试试！”
在西方社会的政府、议会、媒体、社团、公众等层次中，政府、议会、媒体要对公众在涉藏涉疆问题上错误观念的形成、对有关国家与中国关系的阶段性恶化负主要责任。但是，公众中这种错误观念一旦形成，就会以“民意”的形式反过来通过议会、媒体对政府施政形成压力。这就造成一些西方国家首脑明知会见达赖将招致中国的强烈反对，有损于本国利益，而为了选票仍然不得不制造各种借口会见达赖，乃至发生西班牙法官借起诉中国领导人讨好“民意”的丑剧。但是，仍然要指出，在更多情况下，这种“民意”充当着西方领导人搪塞中国的现成借口。在中国的世界分量日益加重条件下，西方一些国家如果不能下决心跳出这种恶性循环，受害的最终还是自己，而且受害程度将越来越深。
中国掌握着主动权
改变西方在涉藏涉疆问题上的态度，需要中国创造条件使西方社会更多地了解西藏、新疆历史和现实的真相。但这并不是问题的关键。因为西方“精英”作为“西藏问题”、“新疆问题”的制造者，对真相的了解不比我们差多少；他们也完全了解有关国际关系准则甚至就是这些准则的参与制定者。问题的关键在于，除非中国同意西藏、新疆分裂出去，是不可能使他们满意的。因此，中国第一位的任务是丢掉一切不切实际的幻想，把中国自己的事办好，把西藏、新疆的未来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该发展就要发展，该维稳就要维稳，完全不必在意西方说些什么。只有使西方认识到中国的强大是不可避免的，使西藏、新疆脱离中国只是一场“美丽的”梦，而西方的利益在于发展、保护同中国关系而不是相反，才可能促使西方转换一下思路。
中国在涉藏涉疆国际斗争中要摆脱单纯防御状态，敢于打进攻仗，以西方国家为重点，主动开展预防性外交，主动对媒体阐明中国的原则立场。对一切挑衅行为必须给予坚决、当面回击，有来必有往，使其感到涉藏涉疆问题并不是他们相像中的中国“软肋”，在这里讨不到什么便宜，相反，谁敢损害中国的核心利益，谁就会自取其辱，就要付出代价。任何情况下都坚持外国国家领导人不能会见达赖的红线。
随着中国对国际事务更多的参与，随着西藏、新疆对世界开放程度的提升，越来越多的西方人对西藏、新疆有了比较符合实际的了解，西方舆论中终于出现从特定视角揭露达赖集团、“东突”势力真实面貌，反思西方对华政策及西方自身“人权纪录”的声音。尽管这些声音在西方还很孤立、弱小，备受围攻，但它代表了一种历史的趋势，中国应给予公开、有力的支持。
这一切无疑需要做长期、艰苦、细致的工作，需要足够的耐心，但时间在中国一边。(作者为全国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主任)
(原标题：西方为何在涉藏涉疆问题上与中国过不去)
